2005年4月，当一个叫朱利亚的女孩向说出“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她成为了一个“惟一”：中国艾滋病患者群体中，目前惟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

　　但是，她显然不是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学生。着名艾滋病医生、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主任医师张北川告诉本报记者，早在10年前，我国大学生中就已发现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然而在很多人眼里，艾滋病却似乎依然离大学生非常遥远。正是这种“遥远”，让人们对相关部门门门门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此前的一席话深感震惊。

　　2005年7月，毛群安在清华大学组织的艾滋病与媒体报道研讨会上说，农民工和大学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也就是说，相对比较容易成为受害者。

　　此言既出，一时之间激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有网友对此质疑说：“说大学生是高危人群，是一种理论推断，还是有统计数据做依据？是在高校逐一体检出来的，还是凭借各地医院提供的数字？”同样的质疑还来自于着名“防艾”医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他说：“在我的印象里，大学生不应该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过度开放的性观念可能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

　　11月23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毛群安，询问“大学生是艾滋病高风险人群”这一说法的根据时，他表示非常愿意倾听对这一说法的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

　　对大学生是否是艾滋病的高风险人群的问题，尽管不少人还存有不同看法，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青少年性观念的日益开放，艾滋病正在成为大学生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局面是，艾滋病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据机构调查，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年增长率在30％左右。就全而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0％以上由性接触传播，其中超过一半是14～25岁的青少年。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性观念较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项调查显示，有22％～30％的大学生有过性经历。

　　更大的威胁来自于观念的改变。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艾滋病防治实验室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度开放的性观念有可能成为大学生群体中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这份2002年对湖南省内4所高校的825名本、专科在校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承认婚前性行为，超过30％的人承认有多个性伴和婚外情，16.9％的人承认商业性性行为，约10％的人承认同夫妻生活和同性性行为。

　　“大学生处于性活跃年龄，而他们处在学习阶段，加之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尚不具备良好、稳固的性交往条件，所以有许多人在这一阶段会选择多性伴生活方式，进而使得他们更易受到艾滋病侵袭。”张北川说。

　　艾滋病防治之争：“依靠道德力量抑制”还是“让人们了解风险”

　　“作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学生有性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总编辑李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大学生中宣传防治艾滋病的首要前提是，正视他们的合理需求。他引用了着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作为论据。“生理需求是人类的需求，没有这个，就达不到其余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李扁补充道，“性是一种正当的生理需求，压抑性需求的人无法做到身心健康”。

　　然而眼下的问题是，当性需求面临艾滋病的威胁时，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呢？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朱琪主张，把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有用的措施”和“巨大的卫生资源”。在他看来，未婚青少年应保持童贞，形成谴责非婚性行为的社会舆论，对于同性恋者予以矫治。他认为，能使人类终战胜艾滋病的，不是有用药、疫苗，更不是安全套，而是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组成部分的传统性道德。换句话说，就是要道德内省，用道德抑制性冲动，避免发生混乱的性行为。

　　“这样的要求有些简单粗暴，而且也不现实。”李扁对通过这样的措施进行艾滋病防治表示担忧，“一个好的建议应该是可操作的。”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接受张北川的防治建议：公开艾滋病信息。

　　从1998年为同性恋者印制《朋友》手册，宣传安全性行为开始，张北川一直走在防治艾滋病的前列。在他编写的手册里，对各种各样的性行为给予了细节性的指导：每种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多大，如何可以避免传染艾滋病等等。张北川“防艾”的方式很明确：应当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在全范围内，青年人都是艾滋病侵袭的主要人群。要防治艾滋病，必须公开信息，让人们有能力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

　　张北川告诉记者，在“相关部门门门门门艾滋医生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常务理事”等诸多头衔中，他更喜欢被媒体称为从事艾滋防治工作的医生。因为，他始终希望能够用“医生”这个身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艾滋病，明白社会对艾滋病的“干预”是一种关爱，而并非是强加于人的服从。

　　中国的性健康教育现状：从“同伴教育”到“促进立法”

　　2005年，一项由来自41个、超过31.7万人参与的性网络调查让我们感到，在中国推行健康的性教育已是刻不容缓。在这项调查中，98％的受访者都认为青少年应该从16岁甚至更早开始接受正式性教育，但是中国的受访者则普遍认为这并不必要。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高校中一直扮演着“性健康教育先驱者”的角色。在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和专为研究生开设的《性健康教育》等课程中，老师都会引导学生围绕“艾滋病”、“健康性观念”等问题展开讨论。

　　“从教育的角度说，我们要为学生补上这一课。”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艾滋病研究副高燕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这位今年9月在本科生中开设公共课《同性恋研究》的副，还在院里开设了《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和《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课程。每到上课时，高燕宁的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他还常常邀请高耀洁等有名艾滋病医生走进课堂，希望学生能通过接受不同的观点形成对艾滋病的多角度思考。

　　但是，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开设这类带有研究性质的性教育课程。在更多高校中，性健康教育是通过一种叫做“同伴教育”的方式开展的。这种源于澳大利亚的培训手段是，对那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少年（同伴教育者）进行有目的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巧，并通过他们向周围的同龄人传播相关的专业知识。

　　“这种方式在的推广，对于传播健康的性知识有一定作用。大学生在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后，不但可以向同龄人宣传，自身也得到了再教育。”高燕宁同时还指出，不应该仅仅把大学生划为“高风险人群”对他们进行干预，同时也应该让这些年轻人在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等问题上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更需要一部《性教育促进法》。”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执行站长张银俊女士认为，仅仅向青年人“推广”性健康教育是不够的。2005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经验交流会上，张银俊几次举手阐述在中国推行《性教育促进法》的必要性。她说：“艾滋病早晚一日可以依靠人类的智慧攻克，但是，性健康教育始终是关系到大部分人问题。”这样的提议在大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会议休息时，美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的性教育医生主动和张银俊交流，对她的提议表示了很大的赞同。

　　张银俊近正打算组织相关的医生和学者共同讨论起草《性教育促进法》的具体细节，并向有关部门汇报。但是，一部新的法律的起草和颁布过程并非易事，甚至可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记者出身的张银俊强调，自己看重的并非是“法律能否顺利通过”，而是“法律酝酿和讨论的过程”。“依靠媒体的力量来宣传我们的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甚至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样也能对性健康教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